警卫员回忆：“主席当时真是拼了命了”，毛泽东为何费力写此书？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经典军事理论著作、战略经典之作。
它以惊人的精确性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前途和历史进程，制定了指导抗日战争的正确战略，坚定和鼓舞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指引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
“七天七夜不睡觉，就是铁人也要熬倒了啊，主席当时真是拼了命了”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掀起反对日本侵略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
其时，日本是一个实现了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国家，是世界军事强国；而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是备受帝国主义欺凌的弱国。中日之间军力、国力非常悬殊，中国抗日战争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
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进行战争并夺取胜利？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也是影响中国抗日战争发展和胜利的决定性的问题。
但在当时，国内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存在一些非常错误的认识。一是，只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强大一面而产生失败情绪的“亡国论”；二是，寄希望于美、英等国际大国干预而迅速结束战争的“速胜论”；三是，利用中国地大人众的优势来“拖”，然后等待国际形势变化而战胜日本的消极的“持久战”。
“亡国论”是“恐日病”，民族失败主义；“速胜论”对中国抗战的艰难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因此当期盼的制胜因素不能出现时，就会因希望破灭而转化为“亡国论”；消极的“持久战”缺乏中国抗战胜利的自信、忽略潜在优势的挖掘和培养，是不能支持和夺取抗战胜利的。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批判了对抗战的各种错误认识，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人民群众，坚定了中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是指导全国抗战的理论纲领。
这些错误认识，因在执政的国民党内非常流行而弥漫全国。时任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竭力散布失败论调：如果再打下去，“无论是通都大镇，无论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所谓抵抗，便是能使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为抵抗侵略而牺牲。”
竟有许多国民党官员和社会名流附和汪精卫的说法，认为积极抗战的主张是唱高调，“歇斯底里的风气”，于是大肆宣扬“亡国论”，说“继续打下去，中国绝不能侥幸成功”。
全国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期望英、法、美等国出面干预，并多次请求苏联政府出兵。
由于过度强调和宣传国际因素，当时国内许多人都推测苏联会参战：“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由于没有深入的、足以反映中国抗日战争这场战争规律和制胜敌人的认识，因此国民党在全国抗战爆发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与日军大打阵地战，拼消耗，结果国民党战场节节败退，其内部和战分歧频生。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国民党高层中议和之论甚嚣尘上，蒋介石当时在日记中写道：“近日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1938年4月台儿庄战役歼灭日军近2万人，取得正面战场抗战以来的最大的一次胜利后，蒋介石速胜心理膨胀，调集60多万军队到徐州附近，部署与日军“准决战”，“速胜论”一时又高调频起。然而，国民党军随后被日军分割、包围，陷入败局。于是，国民党内的失败主义情绪猛烈反弹，“再战必亡”的“亡国论”再次泛滥。
显而易见，“亡国论”和“速胜论”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危害是巨大的；消极的“持久战”是不能支持和夺取抗战胜利的。如果任其流行，必然会在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瓦解中国人民的斗志，影响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局。
有鉴于此，毛泽东认为“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1938年5月，他集中时间埋头撰写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等错误论调、正确阐述中国抗日战争规律的军事理论著作《论持久战》。
为此，他废寝忘食。他的警卫员翟作军回忆：主席曾两天两夜没有睡觉，实在太困就洗洗脸清醒清醒，或者到院子里转一转，或者在床上闭上眼睛养一会儿神，其后连着五六天没睡好觉，两只眼睛布满红丝，神情疲惫，竟至最后累病了。因潜心写作，一餐饭曾数次温热，甚至连棉鞋被火盆烤着了也浑然不觉。
另一位警卫员贺清华回忆说：“七天七夜不睡觉，就是铁人也要熬倒了啊，主席当时真是拼了命了。”
“一部光辉的《论持久战》，鼓舞和指引我们夺取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论持久战》以严密的思维逻辑，雄辩有力的论证，析疑匡谬，非常清晰而富有哲理地展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正确解答了困扰中国抗日战争进行的关键问题：第一，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第二，持久的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第三，阐述了实施持久战的具体战略方针，即如何坚持持久战的问题。《论持久战》一经问世，便在党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一，对消除人们的疑惑，激发全国军民抗日自信心，推动抗日战争深入发展，产生了正确理论武装人民的巨大作用。
著名学者和中间阶层的代表人物梁漱溟，曾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日寇侵略我们，全国处于崩溃边缘”，“我非常失望，对蒋介石政府失望”。但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论述，深刻地说服了梁漱溟，他后来多次就此回忆说：毛泽东的论述“转换我的悲观见解不少”，“我非常佩服他，五体投地的佩服。”“对当时抗日战争前途上，确使我头脑开窍，一扫悲观情绪，受益良多。”
清华大学哲学系学生、时在山西参加抗日斗争的冯契（后来成为著名的哲学家）回忆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本书当时给前线战士带来的兴奋和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没有亲身经历、体验过的人是难以想象出来的……在前线，我们亲知国民党那些杂牌军确实腐败得不得了，而我们游击队的力量又还比较弱小。抗战的前途究竟如何？使大家感到困惑，存在着许多思想问题。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出来，给大家指明了前途，使我们豁然开朗，解除了困惑，那种兴奋的心情是难于言表的。”
其时《论持久战》在国内的广泛传播和国外的出版，引起众多方面重视并产生了轰动性效应（时人称之“万人传诵，中外称颂”），上海英文杂志《公正评论》刊载《论持久战》的编者按评论说：“近十年来中国出版的书中，没有别的书比这本书更能引起大家注意了”，“中国每个有识之士都熟悉这本书”。这反映了《论持久战》所产生的广大社会影响。
第二，深刻地触动和影响了国民党高层的抗日认识和抗日战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长、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的白崇禧对《论持久战》“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虽然毛泽东的持久战战略不可能被坚持片面抗战的蒋介石完全接受，但上述事例说明，它对国民党抗日战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对此，美国著名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949年在比较毛泽东与蒋介石抗战时期讲话和文稿后评论说：毛泽东“以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依据，详细地制定了怎样对一个起初较强大的侵略者进行持久的人民战争的理论。蒋介石在他早期的抗战演说中借用了毛泽东的很多提法。”不少国民党将领则直接从《论持久战》中得到了启迪。
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回忆说：卫立煌“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叫我陪他细读七月七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的名著《论持久战》。这本书不但对卫立煌的‘速胜论’‘唯武器论’等顽症有很好的疗效……卫立煌对于八路军打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有所了解、有所同情了”。
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认为自己对抗战重大问题的疑惑，在《论持久战》里得到了明确的答案，所以“他爱不忍释，反复阅读”，并且让军官们阅读，指示其部军政干部学校组织研究学习。
担任武汉会战主要指挥职责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也被《论持久战》深深打动：“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失守，抗战的形势发展确如毛泽东所预示的那样，陈诚才意识到抗战的艰苦性、复杂性、持久性。于是向周恩来要了一本《论持久战》，认真研读，并写了许多批注，特地请周恩来到湖南衡山给他的军官训练班学员讲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蒋介石之子蒋经国的秘书余致浚回忆：蒋经国“对《论持久战》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文章对于抗日战争的形势，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战争形式的运用，以及战争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分析得十分深刻，有很大的预见性和说服力，读了叫人万分信服”。这些国民党大员对毛泽东《论持久战》的重视、学习和产生的思想震撼，潜移默化地对国民党抗日战略及其军事活动产生了影响。
第三，指导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英勇战斗。《论持久战》实际上是中共洛川会议制定的持久战战略和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反映与进一步解读，是对党的抗日军事战略的深化，因此对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产生了深刻的教育作用，对敌后抗战的开展、坚持、发展和胜利产生了战略指导的作用。
时任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的王震回忆说：《论持久战》发表后，“我们这些在抗日战场上直接参加战斗的人，在战斗的间隙，土炕油灯，如饥似渴，欣然阅读。”1938年秋天进入抗大分校学习的杜鹏程也是如此感受：我们一进学校就学习《论持久战》,“我们热血沸腾地学习呀,讨论呀,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山西清太县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肖靖和县委宣传部长张云，“拿到《论持久战》时如获至宝，就着微弱的煤油灯光一遍又一遍地认真阅读，久久不愿合卷。”他们想办法印刷了50本《论持久战》，发放给清太县爱国人士，结果这些爱国人士“好像吃了定心丸，又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义无反顾地团结在清太县抗日组织的周围”。
诸如此类的回忆很多，它充分说明了《论持久战》对奋战在敌后的抗日军民产生的精神激励和战略指导作用。王震将军曾就此评论说：“完全可以说，一部光辉的《论持久战》，鼓舞和指引我们夺取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党领导开辟敌后战场并使之成为中国抗日战争一个主要战场的史实，充分证实了王震的话。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史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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